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君主之道解讀及經典案例

文章來源:國學經典傳統文化 更新時間:2020-07-16579

作為領導者要善于視、聽、思。《符言》曰:“以天下之目視者,則無不見;以天下之耳聽者,則無不聞;以天下之心思慮者,則無不知;輻湊并進,則明不可塞。”用天下人的目、耳、心去看,去聽,去思考,才能明察一切,不被蒙蔽。

1.明辨是非,不聽讒言

漢武帝去世時,漢昭帝不過八歲。武帝把他托付給霍光和丞相田千秋、左將軍上官桀、御史大夫桑弘羊、車騎將軍金日禪等大臣。其中,霍光是大司馬、大將軍,掌握朝廷大權,威望日高,但他為人耿直,做事不講情面,得罪了上官桀、桑弘羊等人。當時燕王劉旦想做皇帝,也對霍光不滿,就聯絡宗室劉長、劉澤及大臣上官桀、桑弘羊,想設計除掉霍光。

于是,上官桀偽造了一封劉旦的書信,派人冒充劉旦的使者,把信送到漢昭帝手里。信上寫道:“大將軍霍光檢閱羽林軍,擅擺皇上專用的儀仗,吃皇上享用的飯菜,不守法度耀武揚威。不經皇上批準,擅往大將軍府增調武官,簡直是獨斷專行,沒把皇上放在眼里!我擔心他有陰謀,對皇上不利。我愿辭去王位,到宮里保衛皇上,提防奸臣作亂。”上官桀、桑弘羊等人做好準備,只等漢昭帝一聲令下,就把霍光逮起來。誰知昭帝卻沒有動靜。

第二天清早,霍光上朝,聽說了這件事,就在偏殿中等候發落。漢昭帝不見霍光,問:“大將軍在哪兒?”上官桀答:“大將軍因為被漢王告發,不敢進來。”霍光進去,摘掉帽子磕頭請罪。漢昭帝說:“大將軍只管戴上帽子。我知道那封信是假的,你沒有罪。”霍光又高興又納悶,問:“皇上怎么知道的?”漢昭帝說:“大將軍檢閱羽林軍是最近的事,增調校尉也不過十天,漢王遠在北方,怎能這么快就知道?再說,將軍如果要作亂,也不必依靠校尉?”

后來,上官桀等人又在漢昭帝面前說霍光的壞話,漢昭帝大怒,說:“大將軍是位忠臣,先帝囑咐他輔佐我,誰敢再誣蔑大將軍,我就辦誰的罪!”上官桀他們看這辦法行不通,就商量著讓蓋長公主出面請霍光喝酒,準備埋伏士兵把霍光殺死,然后廢掉漢昭帝,立燕王劉旦為帝。陰謀還沒來得及施行,就被漢昭帝和霍光發覺了。上官桀一伙被殺,燕王劉旦也因此自殺。

俗話說:“用人不疑,疑人不用。”不聽他人讒言和誹謗之辭,是消除猜疑的重要表現。漢昭帝能夠利用情報,精于分析,冷靜思考,明辨是非,使陷害霍光的陰謀最終沒有得逞。

2.因勢制宜,國泰民安

四季輪回,萬物消長。事物的發生、發展是有規律的,要想做好事情,就要遵循客觀規律。“因其政之所以求因與之,則不勞。”作為君主,要做到安詳從容、公正沉穩,既會懷柔又能節制,才可以面對天下紛爭,保守君位,以防顛覆。這就是鬼谷子在本篇所說:“安徐正靜,其被節無不柔。善與而不靜,虛心平意,以待傾。”

光武帝劉秀在位時,鑒于連年戰亂,于是采取了輕徭薄稅,興修水利,懲治貪腐,精兵簡政等一系列措施,使社會經濟得到了恢復,緩和了西漢末年的社會危機。尤其在對西域的政策上得到了體現。

漢武帝時,曾幾次大舉征討西域,雖壓制了匈奴,但勞民傷財,引起了很多矛盾,得不償失。因此,光武帝改變了征討西域的政策,不再過問西域之事。甚至關閉了玉門關,拒絕西域各國使節進入。

建武二十一年,西域鄯善、東師等國派使臣到洛陽朝見,并遣子入漢做人質,希望附屬漢朝。群臣認為,西域各國自前漢就已歸附中原,因王莽篡位時國內大亂,使匈奴乘隙以武力征服各國,今漢室中興,各國愿意歸附,理應答應他們的請求。但光武帝認為,國內初定,民國貧弱,如答應各國請求,與匈奴的大戰將不可避免,勢必付出巨大代價。因此,光武帝拒絕各國附屬的請求,好言撫慰,歸還禮物和人質,送上厚禮,派人護送他們出玉門關。

建武二十七年,功臣朗陵侯臧官、揚虛侯馬武上書說,請乘匈奴分裂之際發兵擊滅之,以立“萬世刻石之功”。光武帝說:“常勝之家,難以慮敵,吾方思之。”眾將又請出征匈奴,光武帝下詔:“今國無善政,災變不息,人不自保,而復欲遠事邊外乎!……不如息民。”

由于實行了與民休養的措施,階級矛盾逐漸緩和,社會經濟迅速得到恢復并發展,民眾安居樂業,全國呈現出了新氣象,這就是“光武中興”的初期局面。

后來,北匈奴見漢朝日漸強大,怕威脅到自己,就主動遣使通好,進貢馬匹、皮衣,乞求和親并請求傳授漢朝音樂,還要率西域各國使節進貢朝見。光武帝依據安撫籠絡的原則,采納班彪的建議。這樣,漢朝邊境安定,百姓得以休養,國力得以恢復。

3.胸懷寬廣,善結人緣

《符言》篇講述了九條立身行事的原則,即主位、主明、主德、主賞、主問、主因、主周、主恭、主名。大旨是君主須寬刑簡政,正靜不爭,暗中注意權謀機變,廣羅黨羽耳目,以待天下之變。其中要求君主講究誠信是重要一條。所謂誠信,就是說到做到。假如實際行動與言辭不一致,則難以獲得他人的信任。

這其實是“循名而為實”的謀略思想,如何正確把握名分呢?鬼谷子告誡我們,“循名而為實,安而完。名實相生,反相為情。故曰名當則生于實,實生于理,理生于名實之德。”

只有提高修養,保持正直從容,才能善結人緣。在事情的發展中,人緣好壞可能是成敗的重要因素。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,事業上就會獲得更多幫助,進一步走向成功。

如何建立人際關系呢?要多和人接觸,善結人緣,建立“誠信”的印象,以謙虛的態度與人交往。換句話說,人要去求生意比較難,生意主動跑來找你,就容易做成。自己節儉對人慷慨,講信用夠朋友,就會擁有更多機會。

身為君主,應當虛心靜意,行德不爭,廣結盟友,以待天下之亂。做到了內心虛靜,就能以靜制動,選賢任能。明主當位,則如日月照臨,光耀天下。《符言》是鬼谷子智慧的體現,也是君王治理天下的重要謀略。其中重要的方法是得饒人處且饒人。俗話說:人非圣賢,孰能無過?過而改之,善莫大焉。何必不忘對方的過失,使自己成為心靈的囚徒?縱觀古今,優秀的政治家,都是因為大度能容,才使天下歸心,身邊聚集了一批文武人才,從而成就了千秋霸業。世上沒有十全十美的人,能諒解對方的錯誤,以寬廣的胸懷待人,必能贏取肝膽之心。

4.伯樂相馬,選賢任能

人們常說“知識就是財富”。在所有的資源中,人力資源是最寶貴的一種資源。作為統治者,如果能做到“人盡其才”,那么事業就有希望。但人力資源的整合,需要花費很多精力。如何進行人事安排呢?鬼谷子認為:“君因其政所以求,因而與之,則不勞。圣人用之,故能賞之。”

春秋時伯樂相馬的故事值得借鑒。自古以來,就有許多擁有真才實學的人,生活在社會底層難以得到賞識和重用。這些人像千里馬一樣,需要發現和舉薦,不然就會“祗辱于奴隸人之手,駢死于槽櫪之間”。作為舉薦他人的伯樂,說話做事要憑良心,實事求是。有才的人被任用,不僅是一人之幸,更是國家社稷之幸。相反,如果用人不當,則是國家的不幸。君王任用人才唯有善始善終,國家民眾才能深受其益。

比如,春秋五霸之一的齊桓公不計前嫌,任用了曾經輔佐過公子糾的管仲為相,并尊之為“仲父”。受到重用的管仲,幫助齊桓公在政治、經濟、軍事上進行了一系列改革,因地制宜,發展農商,使齊國逐漸富強起來,為稱霸諸侯奠定了基礎。管仲認為,君主要創建霸業,首先要能識賢、用賢,防止小人的蠱惑。

不善授權,終將累及自我。作為統治者,不僅要能識人辨人,更要能夠知人善用,因才授職。如果不能合理安排,而是事事親臨,難免分身乏術,窮于應付。諸葛亮“鞠躬盡瘁,死而后已”,受到后人敬仰,但他“事必躬親”的方法,也遭到批評。“事無巨細,必躬親之”,什么事都親自處理,忙得沒日沒夜。司馬懿聽說后,斷言:“亮將死矣。”不久,諸葛亮病死在五丈原。

選賢任能適當授權,以眾智為己智,以眾力為己力,才是真正的智慧。既不用事必躬親,又不脫離民眾。漢高祖劉邦總結經驗:“夫運籌帷幄之中,決勝千里之外,吾不如子房;鎮國家,撫百姓,給饋餉,不絕糧道,吾不如蕭何;連百萬之軍,戰必勝,攻必取,吾不如韓信。

此三者,皆人杰也,吾能用之,此吾所以取天下也。”劉邦可以說是駕馭臣下的典范。善于任用剛健能為的大臣,輔助自己君臨天下,正是其明智之處。對于人才的運用,做到委以重任的同時,又要適當加以控制。從傳統文化來看,個人如果擁有了權力,假如道德修為較低,制度上又缺乏監督和管理,那就很容易墮落成為危害國家和民眾的“碩鼠”。這是值得注意和警惕的。

5.民心向背,至關重要

 “得民心者得天下,失民心者失天下。”作為身居高層的統治者,只有深入了解民生疾苦,才能管理好國家,獲得廣泛支持。鬼谷子在本篇說:“一曰天之,二曰地之,三曰人之,四方上下、左右前后,熒惑之處安在?”君主要把握天、地、人三才之道,以及四方上下、左右前后的情況,多向圣賢詢問,遇到事情就不會迷惑。以上所講指君主要廣泛吸取意見,關心民生疾苦。治理國家在于民心,能夠順應民心,得到民眾扶持,就能維持穩定,這也是本篇的重要觀點。

孟子說:“民為貴,君為輕,社稷次之。”由此可見,民眾的力量不可忽視。秦始皇吞并六國一統海內,建立了強大的帝國。但他推行嚴刑峻法大興徭役,很快失去了人心。秦二世胡亥更是昏庸暴虐,不僅殺死了兄長扶蘇,還采用趙高的建議,以“莫須有”的罪名處死了大批功臣。受到牽連而被殺的人不計其數,全國處于極端恐怖氛圍。朝廷混亂官員營私,百姓更是水深火熱。僅僅三年,秦王朝便被風起云涌的農民起義所推翻。

司馬遷評價秦朝滅亡的歷史,說:“群臣人人自危,欲畔者眾。”如果統治者不施仁義,只用強權壓制臣民,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,就會引發民眾的鋌而走險。可見,憑借手中的權力和地位囂張一時,結局往往不會很光彩。就是有權有勢如君主,也并不是天下的主宰,真正的主宰是民心向背。

 “水能載舟,亦能覆舟”,唐太宗把人民與統治者的關系比作水與舟的關系。縱觀古今,每個王朝的建立和顛覆,都驗證了人民群眾在歷史潮流中所發揮的巨大作用。

6.賞罰分明,公平公正

對于統治者來說,只有做到取信于民賞罰分明,才能維持良好的社會風氣。“用賞貴信,用刑貴正。賞賜貴信,必驗于耳目之所見聞;其所不見聞者,莫不暗化矣。”鬼谷子認為,賞與罰關鍵在于“信”與“正”。有功不賞,人民就會消極處事,不思進取;有過不罰,人民就會放縱行為,任意懶散。

戰國時的商鞅變法,從立木樹信開始。商鞅將要推出新的法令,擔心民眾不信服,于是在城墻南門放了一根木頭,聲稱若是有人把它搬到北門去就賞十金。一開始,大家都不相信,沒人去動手。商鞅便將賞金增加到五十金。就有人將木頭扛到了北門,結果獲得重賞。由此得到了人們的信任。于是,商鞅下令頒布法令。

新的法令頒布了一年,秦國百姓前往國都控訴新法不便的數以千計。這時,太子也觸犯了法律,商鞅說:“新法不能順利施行,是因為上層人士帶頭違犯。”太子是國君的繼承人,不能施以刑罰,便對太子的老師公子虔處刑,另一個老師公孫賈臉上刺字,以示懲戒。百姓聽說此事,都遵從了法令。新法施行十年,秦國逐步走向富強,人們勇于為國作戰,不敢再行私斗,社會風氣煥然一新。商鞅變法為秦始皇“掃六合、四海一”奠定了堅實的基礎。

俗話說,沒有規矩不成方圓,只有賞罰分明才能公平公正。規矩是一種約束,也是一種保障。刑罰的制定要勇于創新,與時俱進。太嚴格就會不利實施,太松泛則會遭到忽視。

有時候,賞不僅是論功行賞。特殊情況下,為了鼓舞士氣,即使無功也要行賞。罰的原則是有過必罰。通過道德感化、說服教育解決不了的,就要給予懲罰,做到懲教結合,雙管齊下,才能取得預期效果。因此,統治者管理國家,不要一味用柔,否則就會優柔寡斷。法律無情,不管是誰,只要犯了法,就沒必要講情面。

現實生活中,經常有一些“以權凌法”的人。他們認為自己有了點權利和地位,就凌駕于法律之上,恣意妄為。這些人不受到懲處,社會風氣很難根本好轉。所以,賞罰的原則是:有功就賞,有罪就罰;執法嚴明,寬嚴相濟。

 編輯/蕭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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